宋朝 刘挚生平简介？刘挚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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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挚

刘挚，北宋东光(今属河北)人，字莘老。嘉祐(1056—1060)进士。元祐元年(1086)任尚书右丞，连进左丞、中书、门下侍郎，六年(1092)任右仆射，为元祐更化的重要人物，是旧党朔党领袖。哲宗亲政后，累贬新州(今属广东)安置。

刘挚的父亲刘居正一生就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从小对他要求相当严格，尤其是在读书知礼方面，想把他培养成儒学大家，对己可以修身知礼，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有邻人朋友认为刘居正对儿子督责过于严格，就问他： “你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不要求得宽一点?”刘居正答： “就因为只有一个儿子，才不能宽呢! ”刘挚童年时期严格而良好的教育，为他日后成为北宋名相打下了坚实基础。父亲1040年去逝后，刘挚与母亲回到外婆家，直到进士及第，在朝做官。

嘉祐年间(1056—1060)刘挚考中进士，任冀州南宫(今属河北)令。他上任后，显示了很高的政治才能，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并称为“河朔三令”，都在管辖一县政务方面成绩卓著。

在他刚上任时，县里百姓纳的捐税钱很重，拿不起的有许多家破人亡。刘挚上书转运使，请求裁减税钱，反而惹怒了转运使，要罢免他的职务。他不为所惧，坚持上书给朝廷。当时，刚毅正直的包拯任三司使，为他说话，奏明皇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裁减了南宫县的捐税钱。平民百姓非常感激，他的政治威信也日益提高。

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认为刘挚可以大用，遂调他任监察御史里行。但是，刘挚的政治主张与王安石不同，他反对新党的变法活动，认为变法是聚敛百姓钱财，必招致人们怨愤，于国不利，于民不利，圣朝应宽大仁政。而多次上书称新法为“烦扰”“聚敛”使“天下无一物得安其所”。

变法改革不可能不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能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决非一帆风顺。改革伊始，主张和坚持变法的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称新党; 反对变法的以司马光为首，称旧党。刘挚是旧党人物之一。

神宗曾召见刘挚，问： “你从学王安石吗?他曾在我面前多次称赞你有才干。”刘挚却答道： “我和王安石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我从小又是孤儿，自己学习圣贤之书，并不曾认得王安石。”此时，刘挚可以借机攀附王安石，继续在得势的一派里登上高位。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而是直述胸臆，他以一个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召见之后上书神宗，陈述到：

“君子和小人的判断标准，在于重义还是重利。小人不是因为才气不足而被称为小人，而是因为他重利而不重义的结果。陛下的想法是劝农多生产，现在变成了对农民的烦扰; 陛下的想法是平均劳役，现在成了聚敛百姓财钱。如果大臣还有爱君主报效国家之心的话，是不会容许这种变法继续下去的。这样的做法是流俗乱政，是小人所为。小人畏义不尚仁，把进取的国政看作不可为的事，又因为嗜利而把守道义看作是无能之事。因为这种风气流俗，才有了汉唐的党祸国乱。希望陛下能认真听取臣下的意见，仔细审察变法的好恶利害，以使仁政施于天下。”

在这篇上书中，刘挚开篇就谈君子小人分别的标准在于义利的对待态度，尚义为君子，尚利为小人。关于义利之辩，在儒家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是一大争论点。儒家学说重义轻利，从孔子就开始了。孔子言仁义礼智信，认为君子是仁义的化身，应当追求高洁的人生理想，其政治目标则是为圣人做君主实行仁政。认为利益是小人的化身，小人才追求财利。孔子连农业生产也不让他的学生做，认为他们应当立大志，不能行小人之事。这实际上主要是从个人抱负和修养上讲的。对于治理社会，少了财利根本是行不通的。用于修身的原则不能与治国的原则混同。但是，中国古代却是混同了，这主要是儒家内部的混同。这样的治国原则到了宋代，理学兴起，更是发扬光大。理学在社会思想上对利益的批判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前进的一大阻力。

宋代社会发展在古代社会中居高峰，民间财富多，但中央政府财富少，造成宋代积贫积弱的现象。王安石变法意欲改变这一状况，将一部分民财收为政府所用，因而遭到了有财有势的众多官僚的强烈反对。重义轻利这一儒学传统就与当时政治上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旧党反对变法的理论根据。

熙宁三年、四年(1070—1071)，免役法在开封府几个县试行。这时，东明(今属河南)知县贾蕃在试行中，把户等提高，把原来的四等户提高到三等以上户。免役法规定按贫富把民户分为十等，户等高者随等第输钱，户等低者免输。第四、五等户是免纳役钱的。这样，东明县百姓由于户等划分不合理，一千多人集合起来进了汴京，找王安石控告。这次事件发生后，御史中丞杨绘和御史刘挚借机上书反对免役法，刘挚列出十大弊害： “国家各州县的劳役，所服的轻重多少在程度上是不同的，现在要整齐划一是不合理的。应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各自的制度，为什么非要统一呢?这是其一。新法重新划分户等高下的原因是旧的划分不合理、不真实。旧的划分不合理，新的划分就能保证真实合理吗?这实际上是节外生枝，多此一举，难免造成使富的输钱少而贫者输钱多的不平均现象，这是其二。全国上等户少，中等户多。上等户劳役承担任务很重，所以纳钱是很幸运的事; 中等户劳役任务要轻得多，现在要让他们一律输钱，中等户就是不幸的事了。这是其三。政府打算获得更多的役钱，而上户纳钱的户口少了不行，势必增加上户数量，把中下等户也提高上来; 这样划分，百姓承受不了。这是其四。每年的农业生产有丰收也有灾害，农民收入就不一样，但劳役数却是固定的，纳的役钱也是固定的，丰收之年好说，遇到荒年怎么办?国家又不能象田赋一样根据丰歉增加或减免。这是其五。谷、麦、布、帛，每年卖出的都有数，有时不一定能卖出，纳钱免役，钱不够了，从哪里来?这是其六。田租赋税已经够多了，现在又加上了纳役钱，百姓谁还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其七。各级政权中有的官吏又故意借机榨取民财，例如最近两浙成倍地增加役钱，以显其政绩卓然，好升官发财。这是其八。旧的服劳役法执行了二十多年，百姓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现在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出现了强迫人们服役的情况，这是其九。旧法服劳役之人都有家室家产和田地，不敢胡作非为; 现在雇佣的人其中奸滑不正干的人很多，结合在一起，什么不干?这是其十。”

王安石查明了事实真相，认为，贾蕃在借机破坏新法。曾布根据开封府试行免役法的具体情况，驳斥了杨绘和刘挚，刘挚因而被贬监衡州(今属湖南)盐仓，杨绘也同时被贬。

元丰(1078—1085)中，刘挚历右司郎中，知滑州(今属河南)。

1085年，神宗死，哲宗赵煦继位。哲宗当时未满十岁，实际权力由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掌握，开始垂帘听政。她一向不满变法活动，听政后起用反对派旧党，任命司马光为相，旧党得势，新法被废，史称元祐更化。王船山曾这样描述当时情况： “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 兴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

刘挚遂被召为吏部郎中、擢侍御史，即请罢去常平、免役之新法，弹劾新党仍在执政的蔡确、章惇等。

哲宗元祐元年(1086)，刘挚、王岩叟等上书弹劾任尚书左仆射的蔡确。皇太后高氏罢免了他的宰相官职，降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今属河南)。刘挚又上书言当时任职枢密院的章惇“素无才行”，并借久旱无雨的灾情，上书引《洪范》、《五行》天人感应说，认为久旱无雨的原因是朝廷内有乱政的大臣，是“上天警告，皆非小变。”应免去章惇之职。不久，章惇被免，刘挚上书弹劾的还有户部尚书曾布，说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以他为心腹，变法的政策都是出自曾布之手。当然，罢免这些朝廷重臣，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新党身份，不只是刘挚一人弹劾所为。

新党人物被罢免后，司马光与吕公著共同执掌相权。自司马光元丰八年(1085)五月为门下侍郎起，新法依次废除。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八月罢青苗法，十一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罢市易法，元祐元年三月罢募役法。

刘挚在元祐元年的上书中给予司马光很高的评价： “大宋江山上承五代战乱，太祖太宗奠定基业，那时有文武兼备的赵普任宰相，辅助两朝。真宗时，国家安定，又有李沅、王旦卓识远见。仁宗时，有王曾、吕夷简，吕夷简镇守中原，安抚外族，以过人的谋略和胆识平定四方。仁宗晚年又得到富弼、韩琦，他俩做宰相治国有方。宋代一百三十多年，一天也离不开宰相，然而为后人称道的就这六、七个人。现在，皇上用司马光为相，天底下所有人，不论他是智还是愚，也不论他是贤还是"不肖’，没有一个人认为不行而反对的，是因为司马光的才行品德能取信于人的缘故。”

司马光执政后不久就病逝了。旧党分裂为三派： 蜀党、洛党和朔党。蜀党以苏轼为首，吕陶辅之; 洛党以程颐为首，朱光庭辅之，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世安为首，辅之者更多。三派之间的斗争，实际是朋党之争，并无原则上的问题。

元祐元年(1086)，刘挚从御史到御史中丞，连进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元祐六年(1091)，拜尚书右仆射，同时，吕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共同执掌相位。(元丰官制，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为副相; 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上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职事为次相。)

刘挚性情刚直，为政有明确的主张，不避利害，不为利诱。从他辅政到做宰相的几年里，修正完备了国家的法律。在用人进退、褒贬人物上尤其用心良苦，不任人为亲。在与吕大防共同执掌相权期间，国家大事一概由吕大防拿主意，而他专门管理官吏的任免。其间又有朋党之争，很难全凭公断，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刘挚在给在永州(今属湖南)做官的邢恕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永州佳处，第往以俟休复。”当时，掌管水路运粮官的茹东济，因曾有求于刘挚遭拒绝而怀恨在心。他看到此信后，暗自抄录送给了御史中丞郑雍和侍御史杨畏，三人上书攻击刘挚。说“休复”语出自《周易》的“以俟休复”，意思是等待将来宣仁太后高氏还政给哲宗时再图他谋。他的另一个罪状是刘挚的儿子与章惇的儿子有交往，刘挚也曾参与。郑雍、杨畏认为这是图谋将来宣仁太后高氏还政后恢复以往政策而有所作为。刘挚被降为观文殿学士，知郓州(今属山东)。朱光庭为此争辩，说刘挚始终忠实于朝廷，也被罢官，贬知青州(今属山东)。

哲宗亲政后，改年号为绍圣(1094—1097)，刘挚再贬光禄卿，分司南京。临行前给弟子说： “现在皇上重用章惇，我曾得罪过他，如果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不损害百姓的利益，只是责难排斥我，我死而无憾。”绍圣四年(1097)，又贬鼎州(今属湖南)团练副使，新州(今属广东)安置。但章惇仍兴同文馆狱，言刘挚有废立之意，欲置之死地。刘挚于此时病死新州。他的家人被逐到英州(今属广东)。直到徽宗立后，才为刘挚平反，重新安置了他的家人。

刘挚一生爱好读书，这与他童年时的严格教育有关。家里藏书很多，并自己校正，只要是能得到的善本书就亲自抄录。他曾深研礼学，精读诸经，晚年爱好春秋，并有独到的见解，教子重视其行为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绍兴(1131—1162，高宗年号)初，赠刘挚为少师，谥号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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